SMR與MMR的優勢與限制 台灣最優解仍為大型核電

SMR與MMR究竟是什麼

SMR 是 Small Modular Reactor，即小型模組化反應爐。IAEA 通常以單一模組電功率不超過 300 MWe 說明其範圍。MMR 是 Micro Modular Reactor，本文用來泛指微型模組化反應爐；各機構與廠商的命名、容量界線不完全一致，IAEA 所稱微型反應爐通常在 10 MWe 以下。[1]

MWe 是電功率，MWth 是熱功率；兩者不能直接當成相同的供電能力。一座電廠也可能配置多個 SMR 模組，因此「小型」不一定代表整個廠區的總裝置容量很小。

SMR 是規模與建造方式的分類，並不限定採用哪種冷卻介質。部分設計沿用輕水爐技術，另一些則採用高溫氣冷、液態金屬或熔鹽等路線。不能只憑 SMR 或 MMR 名稱，就判斷燃料、溫度、安全特性或技術成熟度。[2]

已經有實際應用 但不同爐型的成熟度差異很大

SMR 已經超越概念階段。俄羅斯 Akademik Lomonosov 浮動核電廠於 2020 年投入商業運轉，中國石島灣 HTR-PM 高溫氣冷示範工程則於 2023 年 12 月商轉。[1][3]

但這些案例不能直接證明所有 SMR 都已具備成熟的量產能力，更不能把某款爐型的實績，直接套用到另一款尚未完成驗證的設計。

微型反應爐也有具體的研發與試驗進展。例如美國能源部於 2026 年 4 月宣布 DOME 微型反應爐試驗設施完工，其用途包含蒐集未來商業許可所需的性能資料。試驗設施完工、反應爐首次啟動與長期商業供電，是不同的里程碑。[4]

對電力採購者而言，重要的問題是：準備購買的那一款設計，是否有可供查核的建造、運轉及維護經驗。

相較大型核電 小型化可以帶來哪些好處

首先是較小的單次投資，以及分期增加容量的彈性。如果需求逐步增加，業主可以先建較少模組，再視需求擴充，降低一次投入過多資本的壓力。IEA 也指出，SMR 有機會降低個別專案的投資規模，但融資風險改善仍有賴首座工程完成與技術獲得驗證。[5]

其次是工廠製造與重複建造的潛力。將部分現場工作移到工廠，可能改善製造環境與品質一致性；同一設計持續生產，也有機會累積施工經驗、攤提開發費用。不過，必須先有足夠訂單、穩定設計及合格供應鏈，這些效益才容易實現。[2]

第三是更細的容量配置。以容量示意，四部各 300 MW 的機組，可分階段增加至 1,200 MW，也可安排不同檢修時段。在各模組能獨立運作的條件下，單一模組退出時損失的容量較小。但共享系統或同一外部事件，仍可能影響多個模組，不能把分模組直接等同於完全獨立。[6]

第四是服務較小或較特殊的用能需求。部分設計可提供工業熱能；微型反應爐則著眼於微電網、偏遠設施及柴油運輸成本高的地點。這些用途評估的是當地供能條件，不只是與大型電網比較每度電價格。[4]

低碳、可持續供電則是核能共有的特性，並非 SMR 才有。被動安全功能也應逐款設計評估，不能只用機組大小判定安全優劣。

前期投入較少 不代表每度電一定較便宜

討論成本時，至少要分清楚三個問題：

大型反應爐利用規模分攤成本；SMR 則希望透過簡化、標準化及系列生產，補足小型化可能失去的規模經濟。這正是其商業模式必須驗證的部分。[2]

小型化也不免除用過核燃料與其他放射性廢棄物的管理需求。部分新燃料還可能需要調整儲存、運輸或後端處理方案，不能因為反應爐較小，就直接認定每度電的廢棄物負擔較低。[2]

因此，較準確的說法是：SMR 提供降低單次資金門檻的可能性，但不能保證首座工程便宜，也不能保證相同發電量的總成本較低。

真正要比較的是從計畫開始到商轉的時間

SMR 常被看好的另一項優勢，是現場施工較快。然而，電力系統需要的是能實際供電的機組；完整交付還包括設計定案、安全論證、場址準備、設備與燃料交付，以及試運轉。

對首座設計而言，較容易被工期宣傳省略的工作包括：

- 新安全系統的實驗、分析，以及整合後的性能驗證。 - 審查補件所引發的設計修改與重新分析。 - 工廠製造能力、供應商品質及長交期設備的準備。 - 燃料供應、運轉人員訓練與試運轉。

IAEA 的 SMR 監管者論壇明確區分首座與後續機組所需的證明工作，也指出被動安全性能、模組間共用系統及製造監督等議題。[6]

這些工作可以部分並行，總時間取決於最晚完成、又會阻擋後續進度的必要環節。若前期新增的工作超過施工節省的時間，SMR 就可能比成熟大型爐更晚商轉。需要更多安全證據，也不等於已證明比較不安全。

不同設計的負擔仍有差異。例如 GE Vernova Hitachi 表示，BWRX-300 使用已有商業供應的 GNF2 燃料，因此不必重新開發燃料產品；但其整體配置與安全表現仍須接受驗證。[7]

加拿大 Darlington 計畫則提供了時間口徑的例子：OPG 在 2021 年底選定 BWRX-300，目前目標於 2030 年底前併網，兩者相隔約九年，而且併網目標不等於已完成商轉。這段時間也包含工程、採購、場址與業主決策，不能全歸因於監管審查。[8]

因此，不能拿成熟量產後的理想施工期，直接當成今天首座專案的完整交付期。

放回台灣 為何本文仍較傾向成熟大型核電

本文的判斷限定在「若台灣要新增核能，如何選擇較適合大量供電的方案」。既有機組延役或重啟涉及不同的設備、許可與成本條件，應另案比較。

第一，台灣需要的是大量、持續的工業與民生電力。若新增需求足以長期消化大型機組的產出，規模經濟就值得優先評估。MMR 的偏遠供能定位，與台灣本島大規模電力需求並不相同；但 SMR 也可透過多模組供應較大負載。

第二，國營電業的條件，使單次投資門檻不一定是唯一限制。台電是國營綜合電業；IEA 指出，國營企業往往能取得較接近主權融資條件的資金。[9][5] 據此推論，若政府願意承擔長期建設，SMR 較小的單次投入，相對於私人開發商情境，未必具有同樣大的決定性。不過，國營並不消除利息、超支或公共財務壓力。

第三，供電計畫需要可預測的交付。若可取得的某款大型爐已有商轉實績、設計穩定且供應鏈持續運作，它可能比尚待完成首座驗證的 SMR 更容易估算總時程。這是有條件的判斷：IEA 同樣指出，部分先進經濟體的大型核電工程曾遭遇嚴重延誤與超支，不能把大型爐一概視為準時保證。[5]

台灣的海島與暖濕氣候，也不會自動決定哪一種規模比較適合。實際方案仍要處理場址、地震與沿海災害、冷卻條件及輸電接入。大型機組一次跳機造成的供電缺口較大，SMR 的較小容量則可能有助於分散單一機組退出的影響；兩者都需要完整的電網與備援評估；場址與外部事件安全要求也不會因小型化而消失。[6]

因此，本文較傾向把成熟大型核電列為台灣新增核能的優先比較基準。成立的前提是能找到可落實的場址、設計、供應鏈與資金安排，而非僅憑「大型」兩字。這也不是將國外售價或工期直接套用到台灣後，就能得到的定論。

未來哪些條件會讓SMR更有吸引力

今天的首座風險，不必然代表未來的量產表現。若某款 SMR 累積多座商轉經驗，設計不再頻繁修改，工廠、燃料與合格供應商能穩定交付，後續專案就有機會減少重複開發與補件工作。

台灣未來可觀察四件事：

1. 首批機組是否按計畫商轉，並維持可靠運轉。 2. 後續同型機組的實際工期與成本，是否持續改善。 3. 國外驗證與審查成果，能在台灣的場址條件下被利用到什麼程度。 4. 相同供電需求下，完整投資、維運、電網及廢棄物成本是否具競爭力。

屆時，SMR 可能成為更快取得第一批電力、更容易逐步擴充的選項。但第一個 300 MW 模組上線，與整個 1,200 MW 計畫完成，是不同的交付成果，仍應分開比較。

台灣可以同時做兩件事：以成熟技術評估長期大量供電，並追蹤 SMR 的實際部署成績。當技術、供應鏈與審查經驗成熟，SMR 的短工期優勢才更有機會落實為整個計畫更早商轉。